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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陈明珠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亚里士多德《诗学》疏证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3CWW035），最终成果为专著《亚里士多德〈论诗术〉笺释》。

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Αριστοτε′λη，前384~322）的《论诗术》（Περι｀ ποιητικη~）作为西方第一部专业、完整、系统的诗学著述，在诗学史上据有经典地位。对于像《论诗术》这类古代文本，深入的专题探讨必须建立在严谨的译注笺疏文本之上，最基础的文献资料整理工作，也是回到文本本身的理论研究。笔者在研究中大大得益于前辈学者们的译注，但随着研究深入，却产生了更多困惑。并且由于对《论诗术》阿拉伯传系价值的发现和意义的挖掘，促成笔者自己来做一个《论诗术》的译注笺释本。

《论诗术》虽成于前4世纪后半期，被奉为西方第一部专门系统的诗学理论著作，但其在古代世界似乎谜一般地隐匿着，甚至独立于亚氏其他哲学著作的流传，其抄本迟至文艺复兴时期才得见天日。现存最早的见证中，有希腊抄本、拉丁译本和阿拉伯译本。阿拉伯本从年代上来说比欧洲抄本还早一些，但由于语言层层转译及阿拉伯世界对悲剧和希腊文化背景的隔膜，此系统价值颇受怀疑。因此，《论诗术》的研究缺乏连续传统，本身有漫长难解的断裂，古注古疏稀见。《论诗术》虽是如此古老的文本，其研究却始于文艺复兴时期对古代文献的发掘，是文艺复兴以来近现代思想语境下的产物。《论诗术》影响在17世纪新古典主义达到顶峰，其中某些观点以种种提炼归纳后的“成品”方式广为传播。在其影响如日中天之际，诸如“三一律”这样带有明显误解的条条框框亦被冠以亚氏规范的名义，堂而皇之地被奉为金科玉律，如是奠定了其经典地位。

反思文艺复兴以来《论诗术》近现代研究的状况，除了受时代风尚影响的误读外，对《论诗术》颇有问题的解读方式也确有隐衷。深层原因就在于《论诗术》的文本状况和写作风格。现存《论诗术》似乎残缺不全，行文粗疏随意、含混晦涩。其间充斥着大量诸如论述不平衡、缺失、离题、脱节、语焉不详之类的问题。糟糕的文本状况和简省的写作风格对其解读和研究影响甚巨，常陷入两个极端，要么谨小慎微、陈词滥调；要么自以为是、肆意发挥。历经古今学术分科和研究范式巨大转变，更是疑义丛生；及至近现代研究，受限文学文化视野，愈加画地为牢。无论《论诗术》流传历史还是文本状况、文体特征，虽是例行学术问题，但疑点颇多，且这些问题彼此割裂，并脱离《论诗术》内容解读和意义探究。《论诗术》根本上仍是个谜一样的文本！

还原到《论诗术》产生的历史背景、作者意图、理论框架，则《论诗术》本是亚里士多德从哲学视野，以哲学方式对“诗”这种事物进行的探究，是哲人对万千世界思考的一部分，与其整全之思联系紧密。在哲学和思想史上，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诗”进行了古典时代最激烈最强硬的攻击，《论诗术》作为对此批评的直接回应，乃“诗与哲学之争”这一重大问题的经典文本。现代以来，对“诗”的反思一再回到哲人视野中心，力图重新绷紧诗与哲学间张力的现代哲人如尼采、海德格尔等，深切认识到《论诗术》乃哲学之思、哲人之作，在诗与哲学之争中据有关键位置。从哲学语境和思想史角度，无论在古典思想的横向坐标还是现代变迁的纵向语境中，《论诗术》都是思索“诗”之问题要遭遇的首要文本。重启诗之反思，需要不断返回《论诗术》本身，重新进行解读和评估。《论诗术》既非特定文化观念宣示或文学理论规定，更非写作学、创作学教条手册。《论诗术》凝练简省的形式、抽象枯燥的风格、充满疑义的表述、晦涩含混的论说与此哲学性质密切相关。

重回《论诗术》本身，重启哲人意图、问题框架，必须重视其文本形式、理论构架、意义表述。亚里士多德所有传承下来的作品，除了《雅典政制》外，其他都是内传（ακροαματικ，意为“口传”）文本，即所谓“隐微”（ε′σωτερικ）文本，这本是文献学上的常识，《论诗术》也不例外。“内传”和“隐微”的原因在于内容的哲学性、理论性，目的是引导性、启发性、思考性的哲学教导。与提供给学园外部的、宣教性质的、形式和内容通俗易懂、相当程度贴合大众意见和接受程度的“外传”（即公开发表的）的“显白”作品相对，“内传”和“隐微”著作仅限于学园内部，是给已经有相当程度学理和思考准备者的口传讲义。对于《论诗术》这样一个文本的解读，穿透其隐微风格至为关键。一旦隐微视野得以开启，《论诗术》的诸多文本特征或许根本不是传抄错误或者流传损害，而很可能恰恰是隐微风格的有意为之；一旦有此意识，则传统的疑难之处就变得具有问题性、引导性，成为开启隐微解读的入口。

研究发现，19~20世纪爱尔兰的阿拉伯学者玛高琉斯（DS Margoliouth）阿拉伯传系译注本中保留了极可能是古代传统中流传的对《论诗术》隐微风格的例释。即便只是个别例释，也强有力地证实了《论诗术》写作风格的隐微性，理论内容的哲学性，文本性质的特殊性、目的性，形式和内容关系的密切性；其例释表明了《论诗术》同亚氏其他哲学著述一样逻辑严谨，与亚氏整个著作全集有紧密严格的文本互涉互证关系，这种关联性也从一个侧面反证《论诗术》根本上的“哲学性”。其形式隐微，内容哲学，二者密不可分。《论诗术》文本流传的隐匿和断裂，正是因为这种“内传”性质，甚而可以说正是其隐微风格的超级成功。而阿拉伯传系，不仅仅因为其时间上比文艺复兴的研究传统早，更因为就思想传统而言，相比于西方世界的断裂和古今之争，中世纪的阿拉伯传统才是古希腊传统的真正传继者。因而，在阿拉伯传系中发现对古代隐微著述传统的内行解释、哲学解释其实并不那么令人意外。但长期以来，一方面因语言层层转译、文化背景隔膜等因素，阿拉伯传系的意义价值颇受怀疑；另一方面隐微风格始终具有潜力，并不那么容易被穿透和接受。从现实看来就是如此：尽管西方学者也发掘和整理了阿拉伯传系的东西，但这些解释还是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从文艺复兴到今天，这一解释传统在《论诗术》研究中始终边缘，可有可无。

而对于达成这个目标，笔者认为最重要的就是重新重视和认真发掘阿拉伯传系的遗留。玛高琉斯本中虽然只是保留了一些释例，但这些释例是颇具一贯性的，因而是一套完整阐释所遗留片段。作为范例，对如何解读《论诗术》来说非常具有启发性。玛高琉斯本的释例，能让我们获得一种“穿透隐微”的眼光，首先，尊重亚里士多德的权威，尊重《论诗术》文本本身，尊重其文本形式、情节论证和表述方式，不轻言文本错误，而且特别要从那些看起来有疑问的地方找到阐释的线索；其次，高度重视《论诗术》自身以及《论诗术》与亚氏哲学大全之间绵密的文本互涉，找到可靠的阐释依据，以亚里士多德解释亚里士多德。这种阐释方法在近现代的《论诗术》注疏和研究中别具一格，毋宁说直指近现代《论诗术》研究之弊。

对于古典文本的古注古疏，尤其是口传性质的阐释，无论中西，都有必要考虑其家法师法，毋相羼杂。因此，笔者的笺释力图谨守玛高琉斯本中呈现的阿拉伯传系的家法师法。首先，该成果释义专主玛高琉斯本以为参考；其次，即便是玛高琉斯本，其中出于阿拉伯传系及其阐释原则之外的近现代观念的理解和注释，均予以剔除。考虑到迄今为止，从阿拉伯传系而来的校注本，除玛高琉斯本之外，还有Tkatsch本。因此，该成果最大的遗憾是因为笔者不懂德文，无法处理Tkatsch本的内容。但是，因为Tkatsch本有意反对玛高琉斯本，则处理这二者的关系，以及二者对于阿拉伯传系的意义，可能属于一个专门的问题。因此，无论如何，基于前述玛高琉斯本释例对于阿拉伯传系阐释原则的充分呈现，基于玛高琉斯本并在其阐释原则启发下的完整笺释仍然是有独立意义的。

该成果的翻译仍基于希腊原文。玛高琉斯本的英译文亦从希腊文译出，另以拉丁文翻译了阿拉伯译本。由于阿拉伯本是译文，且是转译，基于阿拉伯本的文本重建是极为烦琐的，属于一项非常专门的研究，因此该成果《论诗术》文本并不纠结这些问题，而是从希腊文翻译《论诗术》文本。以Kassel \[OCT\]为底本，对照重视阿拉伯传系的Leonardo Tarán和DimitriGutas新校勘本，参考玛高琉斯本英译。玛高琉斯本的英译文并不紧贴希腊原文，有部分译文是释译性质，一些释译与其注释中很可能是来自阿拉伯传系阐释的理解保持一致。笔者对《论诗术》文本的翻译从希腊文直译，只从意义上参考玛高琉斯本，但并不跟从其译文。但对于其译文中具有阐释性质，可以作为辅助理解的部分，笔者译出并以“M本释译”的条目放在注释当中做参考和对照。出于尊重《论诗术》文本的重要性，本书中译文力图紧贴希腊原文，中文词法和句法结构做不到像西方现代语言和希腊语之间的相似性，但求做到不随意增删改移，保留文本缺陷和障碍，辅以校勘说明；关键语词一以贯之，与希腊原文严格对应或附注希腊原词，附详细索引。玛高琉斯本有一题为“亚里士多德的隐微风格”的长篇导言，保留了相当多释例，且总结了隐微风格的阐释原则，非常有价值，因此译出作为本书导言。该成果的注解笺释包括四个部分，除了上述“M本释译”外；“M本注”译出了玛高琉斯本注释中符合阿拉伯传系阐释原则的注释；“译疏”是笔者对玛高琉斯注的疏解；“译注”是笔者根据阿拉伯传系阐释原则做出的注释，其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是对《论诗术》情节论证的笺释。

该成果以反思文艺复兴以至近现代《论诗术》研究主流、反思中国《论诗术》研究和接受为起点。重视《论诗术》本身哲学性，关注哲人意图、问题框架、理论表述；关注与柏拉图、与“诗与哲学之争”等哲学史思想史背景关联。重新挖掘《论诗术》阿拉伯传系意义和价值，重视《论诗术》内传性质，隐微风格；重《论诗术》内部文本互涉互证、与亚氏其他著作文本交互引证。以文本疑难做突破口，将文本形式风格研究，将章句考释、文本互涉等证据挖掘与哲学探究及情节论证结合，对传统上割裂的各方面疑点和问题通盘考虑。

对《论诗术》这类古代文本的深入探讨须建立在详瞻严谨注疏基础上。中译本从希腊原文翻译得少，带注疏的更少且不完备。本成果可为中国学界《论诗术》研究再提供一个学术性标准注疏本。并且，当前通用的以陈中梅本集注为主，非贯通义疏。台湾疏本有现代观念先行、凭己臆断之弊。该研究从希腊原文翻译，紧贴文本笺证，贯通文意疏解的完备版本仍具基础性、开创性意义。该研究是中文学界基于阿拉伯传系阐释原则对《论诗术》进行完整贯通笺释的首次尝试，从思想史意义来说，阿拉伯传系的重新挖掘对于《论诗术》研究来说很可能并非另辟蹊径，而是正本清源。